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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揭秘:道光的“节俭”为何动摇不了官员的豪奢?

发布时间:2017-04-11 11:31:18  来源:环球网

史海秘闻 历史秘闻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号称“富有四海”,坐拥世间富贵荣华。可是,以皇帝的身份崇尚节俭,并且毕其生如一日的,道光帝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他不仅把节俭看成是人生的乐趣和目标,并以此作为衡量大臣能力和品德的标准。

但是,史学家们评论道光帝的节俭时,往往带有一些揶揄的色彩。那么,道光帝的节俭为何没有为他留下美名,却被人取笑为抠门、吝啬呢?作为一国之君,他究竟能俭朴到什么程度?道光帝这种过度的节俭,是天性使然还是别有用意呢?

天子抠门,举世无双

在中国历史上,天子号称“富有四海”,以天子之尊崇尚节俭,而且毕其生如一日,道光皇帝堪称首屈一指。这位自幼生长于挥金如土的乾隆盛世的君主能做到这样,实在难得。

但是,史学家论起道光皇帝的节俭,往往带有些揶揄的色彩。因为他节俭得过分了——该省的一定要省,不该省的也必须省,这就超出了节俭的范畴,显得吝啬了。所以,说他“抠门儿”好像并不过分。

道光帝的节俭,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那是嘉庆二十三年(公历1818年)的九月,道光随父亲嘉庆皇帝前往盛京,也就是今天的沈阳祭奠先祖。晚上就住在沈阳故宫里,虽说是宫廷,但实际上相当局促简陋,不要说无法与北京的紫禁城相比,就是山西晋商的王家大院,也不知比沈阳故宫阔气多少倍。

嘉庆皇帝特意把道光领到了清宁宫东暖阁,又叫人从仓库里拿来了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用过的遗物:已经没人会用的糠灯、牛皮制成的蠢笨的乌拉、不施油彩、不加雕琢的拐杖。看着这些简陋的物品,听着父皇的讲解,回想着祖先创业的艰难,立志要节俭律己。

回京后,道光与妻子一说,二人一拍即合,立即找人搬走了房间里除了床铺桌椅以外的家具陈设。此后,每日下午四点前后打发太监出宫买烧饼。来回路远,太监怀里揣着烧饼,一路小跑,烧饼仍不免冰凉坚硬。夫妻二人毫无怨言,沏上一壶热茶,啃完烧饼,立即上床睡觉,这样,连灯都不用点了。

道光皇帝登上皇位之后,迅即倡导节俭之风,并推而广之。

道光元年,皇帝发表了一篇节俭的宣言书——《御制声色货利谕》,表达了节俭的理想:

第一,重义轻利,不蓄私财。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为百姓省。他引用古人的话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是说,百姓不穷,我这个皇帝能穷吗?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但是,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呢?他说,我给你们省。

第二,停止各省进贡。道光认为各省进贡的多是些土特产,比如水果、蔬菜、茶叶、药材等,地方官每每谄媚地说非珠玉可比,原不值多少钱。但一点一滴,都是民脂民膏,省一点儿,百姓就少一点儿负担。而且,不远千里,送到北京,运费太贵,浪费更大。譬如盛京,每年进贡辽阳产的香水梨,梨本身不值多少钱,但要雇50个壮劳力挑到北京,一来一往一个月,挑到北京烂掉一半,浪费之大,可想而知。

第三,不再增建宫殿楼阁。经过康雍乾几代经营,皇室居所已经尽善尽美,除了日常维护外,不必再修。今后那些想拿工程回扣,想讨好皇帝的人再打增建这个主意,花言巧语,蛊惑圣听,就是大清万世的罪人,将立即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御制声色货利谕》颁发全国,各级官员认真学习,热烈讨论,深入领会,一片颂扬之声。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了。

这不,眼前就有一个难题,道光帝说停止进贡,但各省官员谁也拿不准能不能当真,何况进贡本身对地方官来说也是有利可图。于是,心照不宣,宁左勿右,照常进贡。当然,进贡不叫进贡,叫孝敬,在皇上面前言辞再恳切些,不怕他不收。

于是,福建的荔枝、江西的春笋、云南的药材、浙江的茶叶、扬州的玉器、景德镇的瓷器等仍源源不断地送往北京。道光皇帝为难了,处分送孝敬品的各省官员?古语说得好,伸手不打送礼的,而且法不责众;如果将这些孝敬退回各省,运费就会翻番,想想都心疼;但如果接受了孝敬,岂不是出尔反尔。

送孝敬品的官员不厌其烦地劝说皇上,这些东西本是生活必需品,您不收,内务府也得到市场上去买。不成想,一提内务府,却立竿见影,道光帝马上下令“赏收”(皇帝给别人东西就赏赐,收别人的东西叫赏收)。各省的差官欢天喜地,忙不迭地叩头谢恩。

为什么一提内务府就立竿见影呢?

内务府是一个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内务府大臣就是皇帝的大管家。在前面,我们提到过,当时官员盘剥百姓,上级官员盘剥下级官员,内务府官员盘剥的对象就是皇上。大家肯定会感到奇怪,内务府连皇上也敢克扣、盘剥?当然敢克扣,内务府主持皇室家务,事涉宫闱,国家监察体制对其不予监管,由皇帝直接监管内务府。

但是,皇帝根本管不了内务府,原因有三:

一、离开了内务府,庞大的皇室就玩不转了。所以,皇帝也不得不迁就些;

二、以主子之尊,与奴才们斤斤计较,开不了口。因为这种举动有失身份,而且这种社会经验很不足的皇上也算计不过内务府;

三、内务府大臣都是皇帝较为亲近贴心的人。皇帝因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真应了那句话: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内务府就是个“灯下黑”的地方。

内务府官员克扣、盘剥皇帝的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工程回扣,二是为皇家购物时报花费,无论买什么东西,一经内务府的手,顿时价码倍增。

道光皇帝厉行节俭,内务府阳奉阴违,所以,一提起内务府就头疼。收下了各省送来的“孝敬”,道光帝感觉这终究不是个办法,于是,折中办理,删改则例,减少贡品数量、种类,如属于奢侈性享受的贡品就彻底禁止孝敬,其他贡献的品种和数量也有所减少,并强调按此落实,各省不得自行其是,擅自增减。比如,规定辽阳的香水梨以后每年进二百个。盛京官员跟皇上说:皇家那么多人口,这二百个梨哪里够吃?道光帝说:不吃,留着上供用,二百个足够了!

因为削减了贡品,而道光帝又将宫廷每年经费降到二十万两。事实上,偌大一个宫廷每年最少需要四十万两才能支应得开,于是宫廷生活艰难起来。

道光皇帝带头过紧日子,他使用的只是普通的毛笔、砚台,每餐不过四样菜肴,除了龙袍外,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补丁再穿。《满清外史》记载:道光帝“衣非三浣不易”,什么叫“三浣”?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分别也叫上浣、中浣、下浣,三浣就是一个月,可见,他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说明衣服不多。又规定除了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节庆不得食肉,嫔妃平时不得使用化妆品,不得穿锦绣的衣服。多亏皇后是个贤内助,苦苦支应,仍感入不敷出,想了很多办法,平衡多方利益,协调各面关系,才把皇家的日子对付着过下去。

道光帝对皇后的贤惠十分满意,逢皇后生日,决定为皇后祝寿。满朝亲贵重臣献上寿礼,拜完寿,自然留下赴宴。众多文武百官心想皇家御宴将是何等排场,不料开宴才见一人一碗打卤面,后来听说,为此次寿筵,道光帝特批御膳房宰了两头猪。而皇后更是高兴,因为道光帝曾明确规定:万寿节(皇帝生日)、皇后千秋节(皇后生日)及除夕、元旦、上元(元宵节)、冬至的庆贺礼仪筵宴停止举行,这回算是破了例了。

生活节俭,治国吝啬

道光的节俭也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

道光十一年(公历1831年)夏,道光帝曾经作《御制慎德堂记》,他告诫皇子皇孙祖宗创业不易,切勿“视富贵为己所应有”,应该做到“饮食勿尚珍异,冠裳勿求华美,耳目勿为物欲所诱,居处勿为淫巧所惑……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一丝一粟,皆出于民脂民膏,思及此,又岂容逞欲妄为哉”。

道光之意是:不要把富贵看成是受之无愧的,吃饭不要追求山珍海味,穿衣戴帽不要追求华美时髦,耳目不要被视听享乐所引诱,居住不要被豪华气派所迷惑。不要做那些无益的事情,不要把那些罕见的东西看得很珍贵,一丝一粟,都是百姓的血汗,想到这一点,怎么能任意挥霍呢?一个万乘之尊的封建帝王能认识到这点实属不易。

皇室婚嫁是一件劳民伤财的大事。道光帝有九个儿子、十个闺女。儿子中,长大成人的有六位;闺女中,长大成人的有五位。道光帝得子较晚,在他逝世的时候儿子大多未到议婚的年纪,但他指示将来婚礼一律从简,而且,要求女方家置备装奁也不得奢华,否则,不仅将奢靡之物掷还,还要接受处分,儿媳妇给公婆的各种礼物一概豁免。

至于公主出嫁,费用不得超过二千两白银。额驸(驸马)家对皇家的聘礼也须相应减少,如在公主下嫁前额驸家应进的“九九礼”则干脆免掉,这样反倒使皇家省去了一顿招待额驸的筵席开支。后来,道光心疼自己养大的闺女白送了人,又恢复了“九九礼”,但改为象征性的“羊九只”,依然不设宴,把羊收下后赶到御膳房,与客人寒暄几句就端茶送客了。

道光皇帝以身作则,以此转变官场奢侈腐化的风气。他一看到官员衣服光鲜,就露不悦之情,甚至规定旗员六品以下,不得衣着绸缎,一律布衣布靴。对于不能节俭的官员,他能加以处分。道光十年(公历1830年),有人举报盛京将军经常在家里演戏宴乐,道光帝立即革了他的职务。

《清宣宗实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道光十四年(公历1834年)冬天,道光检阅京城的禁卫军,看到官兵都穿着朴素的衣服,高兴地说:“一洗过去的恶习,崇实务本,不失满洲旧风,将几位主管官员各提升一级”。

在道光帝的影响下,官场风气有所转变,至少北京如此。几天过后,官员们上朝都穿上打补丁的衣服。议事结束,红日东升,乾清门内外光明一片,只见满朝文武个个灰头土脸,虽不至于衣衫褴褛,但当时的一般中产阶层也不致于这副打扮。临散朝,彼此之间免不了拉拉家常,或者互相哭穷,或者交流节俭经验,比如哪儿可以买到便宜蔬菜,如何将一斤米煮出五斤饭,等等。

道光皇帝哪里知道,此时北京城里的旧货铺子把库存的破衣烂衫都卖了个好价钱,品相稍好的旧衣服比新的还贵呢。有些穷京官儿买不起,就只好自己做旧,把新袍子弄脏弄破加上补丁。道光帝眼见满朝文武都穿旧衣破袍,认为自己勤俭节约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于是节俭得更加起劲。

身居宫禁,不了解民间物价,道光经常向大臣打听宫外的物价情况,如一斤肉要多少钱,一斤菜要多少钱,等等。无奈众臣也不知其详,本想缄口不言,无奈皇帝一再追问,逼急了就信口胡诌。道光皇帝厉行节俭,成天与内务府斗智斗勇。有这样一件事儿,道光帝就没让内务府得逞。

根据《春冰室野乘》这部书记载:有一天,道光突然想吃“片儿汤”,这是民间一种最普通的面食,派太监跑去跟御膳房一说,不料厨师一口回绝,不会做。

御膳房的厨师怎么这么大的谱儿?原来,皇帝谁都敢处罚,唯独对厨师客气一些。为什么?怕厨师挨完处罚以后记仇,报复皇帝——下毒。因此,皇帝的厨师很少挨罚,而且都是终身制加世袭罔替,没办法,这是皇家传统。

道光没吃上片儿汤,也没当回事儿。不料第二天早上,内务府大臣请见皇帝,说有重要事情请示,道光帝赶紧召见,一问,原来是内务府奏请增设专制“片儿汤膳房”一所,提出了近万两白银的开办费。

道光帝说前门外饭馆一碗片儿汤不过四十文制钱,让太监去买就是了,何必增设专门的膳房。那就让太监去买吧!碰了一鼻子灰的内务府大臣扔下一句不阴不阳的话,灰溜溜地走了。下午,去买片儿汤的太监拎着空食盒回来了,报告皇帝前门外饭馆倒闭的倒闭,没倒闭的也不卖片儿汤了。不知这话是真是假,但高价“片儿汤膳房”最终没开成。

《春明梦录》里还记载,一次曹振镛跪奏军国大事,道光帝一眼就瞥见了他膝盖上打了补丁(军机大臣每日下跪几十次,膝盖处最易磨损),忙问补这个补丁花了多少银子。曹振镛考虑到内务府会报花账,三思之后,顺嘴说了句三两。

实际上,当时三两银子能做好几条裤子了。不料,道光皇帝听后龙颜大怒,研究军国大事的心情一丝一毫都没有了,立即召来内务府大臣,痛骂一顿,指责其补一块补丁报销了上千两银子,简直丧尽天良,欺人太甚。

没想到内务府大臣理直气壮——皇上裤子上的补丁是在苏州打的,手艺好,工费高自然。而且,您的裤子是湖绉——浙江湖州产的一种丝织品,剪了几百匹湖绉,才对上花纹儿,所以,您看最后补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保镖押运的费用也不低……

什么?还带了保镖!道光帝急了。

那是自然,万一裤子丢了,皇上怪罪下来,我们的小命儿不得玩儿完吗?大运河鲁西南段儿治安不好,不得不防。内务府大臣从容应答,而且越说越有理,一幅言之凿凿的样子。道光皇帝不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竟也无言以对。

内务府大臣接着说:“所以,一千多两银子根本不贵。皇上要是嫌贵,以后咱就在北京补,不去苏州,按说内务府的织造处也能补,不过最近内务府快成清水衙门了,织造处的好工匠也走得差不多了,手艺高低您老可得迁就些。

道光皇帝一听,连忙摆手,心里说以后俺再也不敢麻烦你们了。斥退内务府大臣。以后道光再有缝缝补补的活儿,就找后宫的嫔妃干,反正她们闲着也是闲着,尽管手艺差点儿,但不用花费啊,而且,龙袍一穿,里面的裤子也看不出有没有打补丁。

事后,谨小慎微的曹振镛后悔不迭,几次想到内务府去解释一番,又无法张嘴,所以,当道光皇帝向他咨询鸡蛋多少钱一个时,这位曹大人死活不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既怕说出后得罪内务府,又怕道光帝发誓再也不吃鸡蛋,甚至鸡都让后宫去养。

当时,大臣来京觐见述职,如果皇帝高兴,会留下吃饭,名为赐宴。但说归说,你可别当真。道光说完赐宴,大臣们心神领会,立即出宫,随便找个地吃饭去,他们内心里十分明白:皇帝是不会真的请吃饭的。上谕一发,天下皆知,被赐宴者面子就有了,你还当真想吃这顿饭?现在已不仅仅是节俭,就是抠门!道光皇帝抠门儿就抠门到这种程度。

道光不仅在生活细节上吝啬、抠门,在为政治国方面也是如此。

道光初年,新疆发生张格尔叛乱,数万清军万里远行,征战数年,终于平定了叛乱。

道光八年(公历1828年)夏,清政府在午门举行献俘礼,现场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令道光帝心潮澎湃、陶醉不已,他立即做出一件“壮举”——宴请平叛有功的将士。几天之后,宴会在清漪园(光绪年间改名颐和园)万寿山下的玉澜堂举行。将军们筷子一挥,几碟小菜立即见底,吃又没得吃,退席又不敢,只好面面相觑,呆若木鸡。

后来,在探讨新疆设防方案时,将军们提出的布防方案就是通不过。本来,将军们已经考虑到了道光帝的吝啬,准备上奏仅要一万八千名士兵镇守新疆,但道光帝一下子就给砍去了三分之二,只批准清军留守六千人。将军们愤然回击,提出专守新疆东部,西部自治,不予设防的方案。道光帝又大骂他们放弃新疆防守,指责其居心叵测。

经过几年的争执,根据《清史稿》记载,最后决定于“各省绿营兵额内裁百分之二,岁省三十余万,以为回疆(本名西域,又名新疆)兵饷”,方案才得以通过。此后,在鸦片战争中,道光帝急于妥协,也不能不说与吝啬的个性有关。总之,在讨论诸如海防、边务、黄河治理等问题时,大臣一提到拨款,道光皇帝立即面露不悦之色。

道光皇帝崇尚节俭,一则是生性吝啬,视节俭为理想、乐趣;再则,是以此作为挽救财政危机的一种对策。

道光初年,清朝政府面临财政危机。

清政府国库年收入从乾隆中期起就达四千余万两白银,至嘉道年间,总收入虽未比乾隆朝减少,但日子却越过越紧。显然,这是因为支出的增加而造成的。

此时,国家财政上的黑洞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第一个黑洞是皇族人口日益增多。顺治初年,皇族不过两千余人,到道光时期已达三万余人。这个庞大的贵族群体不劳而获,全靠国家养活,并且需要提供优厚的待遇,每年耗资数百万两,日渐成为沉重负担。

第二个黑洞是因物价上涨造成。道光初年的物价,已经是康熙年间的五倍,物价上涨的原因是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粮价上涨。这样一来,国家机器运转的行政成本大大提高,而清政府的赋税标准却定于康熙年间,不能调整,为什么?祖制不许可,康熙帝不是说过“永不加赋”吗?

而且,从嘉庆朝开始,每年按照祖制征收的赋税也不能保证足额上缴国库,各省都有亏欠,每年全国亏欠数百万两,这部分钱大多挪作地方开支,一部分入了官员腰包。

第三个黑洞是从乾隆晚期开始,社会矛盾加剧,起义此起彼伏,用于镇压的军费开支大增。从乾隆末至嘉庆初年,清政府为镇压白莲教大起义,花费军费2亿两白银,这是有清一代“成本”最高的一场大征伐,几乎耗尽了康乾盛世所积攒的家底,国家财政从此一蹶不振。而边疆、内地的起义还时有发生,围剿的军事行动成了财政上的一大黑洞。

第四个黑洞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灾害频发,救灾支出大增。譬如,黄河年年泛滥,治理办法就是一个——堵住决口,结果生生将黄河堵出了个“地上河”,从此,黄河更加容易泛滥,形成了恶性循环。此外,淮河、运河也是百弊丛生。乾隆年间,每年花在治河上的钱不到一百万,而从嘉庆年间起每年动辄上千万。嘉庆二十五年(公历1820年),嘉庆帝猝死前夕,国家花了一千万两白银才堵上河南马家营决口,没来得及松一口气,轰隆一声巨响,下游仪封三堡大堤又决口三十余丈。嘉庆帝闻讯欲哭无泪,不堵了?千里泽国,哀鸿遍野;堵?要拿国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往黄河里扔!

第五个黑洞是吏治腐败,这增加了行政成本。比如,治河费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连工带料都扔到了黄河里,你查都没处查。

道光帝即位之初,财政上出现了平定三藩以来百年未见的窘境,国库储备仅剩下二千万两。在乾隆时期,国库白银储备最高达八千余万两。考虑到治理黄河堵一个决口就要上千万两,就可知国库储备的确太少了。而且,不知道道光皇帝意识到没有,这个国库储备余额还仅是账面上的数字,实际到底有多少,他恐怕连核查的勇气都没有。

怎么办?

当时中国是农业社会,财源有限,既然生财无道,便只有在节俭上下工夫了。

但是,绝不能高估这种近乎吝啬的“节俭”的意义,道光皇帝的节俭主要是省自己,其影响的范围更是有限,离开了北京,官场生活依然故我,梨园声色,饮食精靡,变本加厉,官员、盐商生活豪奢,是道光想都想不到的。

根据道光年间在西北任职的张集馨回忆:来往于西藏、新疆以及甘肃、四川的官员皆经过西安,西安地方官均竭力招待。“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这就是道光帝节俭主义之下、官场腐败的真实写照。

光绪年间,做过中国驻英法等国外交官的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转叙了道光年间一位治河官员的回忆:当时,南河总督(那时黄河从江苏省入海,负责治理江苏境内黄河的官员叫南河总督)设在清江浦(今淮安市),每年耗费治河经费数百万两,但实际上用在治河上资金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都被他们贪污或挥霍了。

贪官们的饮食、衣服、车马之类,争奇竞巧,极端奢侈。就拿宴席来说,一种豆腐就有二十余种做法;一种猪肉也能做出五十余种花样。豆腐需在数月前购集物料,挑选工人,细心制作。客人尝了他们宴席上的猪肉脯,赞叹不已。

一个客人起身上厕所,见几十头死猪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追问这是何故?原来刚才所吃的一盘猪脯,就是这几十头猪的脊背上的肉。这种猪脯的制作方法更是闻所未闻:将这几十头猪关闭于室内,拿竹竿打,猪奔跑嚎叫,猝然死去,赶紧割取猪背上的里脊肉一片,荟集几十只猪,才能供一盘猪脯。据说这样打死的猪,其精华集中于脊背,割而烹之,甘脆无比,其余的肉都腥恶失味,不能再食。

鹅掌这道菜的做法更是出奇。将鹅圈在铁笼里,笼下点着炭火,鹅环奔数周而死,其精华集中于两掌,每一席所需几十只乃至上百只鹅,而割去鹅掌后,全鹅弃之无用。还有一道菜叫鱼羹,取鲜活的大鲤鱼几十尾,倒悬于梁上,下承烧得沸腾的水锅,敲碎鱼头,鱼血滴入锅中,鱼尚未死,为蒸汽所逼,摇头摆尾,一刻不停,鱼血直到滴尽为止,锅中红丝一缕一缕连绵不绝,厨师撩血调羹,而全鱼就无用了……

据说,这种宴会食物种类繁多,一场宴席历时三昼三夜,其间名菜佳肴连续不断。伴随宴席,声色犬马,歌舞升平,奢华之极。

可见,道光皇帝的“节俭”对官场奢靡的风气没有多大影响,那么,其“节俭”影响了他的儿孙吗?试看咸丰纵情于声色,儿媳慈禧大兴土木的生活就可知,其影响力是多么不值一提。这对道光帝的节俭形成了相当辛辣的讽刺!

那么,道光帝的“节俭”有助于解决国家的经济危机吗?尽管道光皇帝为国家节省了一些经费,却无助于经济危机的解决,财政状况也未见彻底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以至有的大臣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乾隆朝挥金如土而国库充盈,如今日日节俭却民生罕裕,“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这个疑问何尝不同样困扰着道光帝呢。总之,作为一国之君,不去大刀阔斧地开源兴利,而在一饭一衣上锱铢必较,这就不是节俭,而是舍本逐末的抠门儿、吝啬了。(摘自《道光皇帝》,喻大华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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