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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王孙溥心畬: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笔

发布时间:2017-02-06 11:23:12  来源:人民网-环球人物

史海秘闻 历史人物人物简介:溥心畬(1896-1963),原名爱新觉罗·溥儒,北京人,满族,清恭亲王奕䜣之孙。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

许晓迪

相对于传统画派的齐白石、张大千,溥心畬(音同“余”)是一个稍显黯淡的名字——而事实上,这个名字自有其难以遮蔽的光芒。作为曾经的满清贵胄,他历经清室倾覆、民国成立、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由王孙变平民,由北京至台湾。在他的文学与书画创作中,也表现出时代变局与文化更迭之下,那份沧桑与悲凉的况味。

为纪念溥心畬诞辰120周年,近期,“寒玉入怀——台北历史博物馆藏溥心畬艺术展”在苏州博物馆举行,展出了台北历史博物馆馆藏的45件溥心畬书画精品。《环球人物》记者专访了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台北历史博物馆展览组组长蔡耀庆先生,在他的讲解下走近这位被称作“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笔”的王孙画家。

聪颖早慧,才高多艺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溥心畬出生于北京恭王府。他的祖父是在清廷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恭亲王奕,父亲载滢是奕的次子。出生第三日,光绪皇帝赐名“溥儒”,语出《论语》中孔子对子夏的教诲:“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溥心畬聪颖早慧、才高多艺。4岁学习书法,6岁启蒙,习读《论语》《孟子》,7岁学作诗。8岁那年,溥心畬在慈禧太后寿诞之日,献上一副五言祝寿联,联句文雅得体,用典妥帖,深得太后欢心,此后“本朝神童”之名不胫而走。

10岁时,他开始学习满文、英文和数学,之后学作策论、经史一类的作文,同时勤练骑射功夫。在其后隐居戒坛寺和颐和园的日子,时常露一手“山间射雉、水上猎凫”的功夫,据传还有“背向墙壁,纵身而上”的轻功,显得高深而神秘。

文事方面,溥心畬的学习更为勤勉。每日黎明便开始掌灯读书,日出后赴贵胄法政学堂上课,放学归家,再于灯下读到半夜。无分寒暑,终年如此。

在有些溥心畬年谱中,有他“入宫甄选皇帝,未中选”的记载。据传,选皇帝那年溥心畬14岁,和溥仪、大阿哥等一同接受慈禧的遴选。在太后面前,溥心畬突然大哭起来。太后问他何故?他说:“我想家了。”老太后心中不悦,挥令他赶快退下。而溥心畬的家人则欣喜若狂,他们深知慈禧的阴毒狠辣,欣慰其哭失了皇帝,却捡回了性命。

这些坊间传闻充满了传奇性,但真实性却引人怀疑。不仅溥心畬生前从未提过此事,而且以他的庶出身份,也不大可能成为皇位的候选人。

尽管没有登上帝位,他仍然没有逃脱被历史巨流裹挟冲刷的命运。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政权岌岌可危。溥心畬的兄长溥伟和朝中亲贵组成宗社党,对抗燎原的革命力量和专横的袁世凯。没想到被袁世凯先下手为强,派兵夜围恭王府。溥心畬的生母项夫人带着他和弟弟溥僡(音同“惠”)从花园草丛旁的狗洞逃出,在二旗村居住了一段时间后,迁到了西山的戒坛寺。

戒坛寺建于唐高祖李渊时代,溥心畬出生前10年左右,一再被慈禧太后排挤的恭亲王,经常避居在此,以收集诗书字画消磨岁月。寺中的牡丹院虽不比王府豪华,但花圃假山俱全,环境幽雅,很适合静修和读书。

1917年,溥心畬与前陕甘总督多罗特·升允的女儿罗清媛在青岛完婚。罗夫人身材矮胖,面容不算姣好,操一口地道的陕西方言,对听惯了京片子的溥心畬来说很是别扭。这位官家小姐憨厚有余,却干练不足,谈到持家就更茫无头绪。与她相比,侧室李墨云却很懂得精打细算。罗氏死后她成为名副其实的女主人,把溥心畬当作“摇钱树”,不停催促他作画,后来更将所有印章据为己有,大小事宜都由她主掌。晚年家庭生活的不如意,让这位落魄王孙嘘唏不已,他写了很多悼亡诗词,回首前尘,才体会到夫妻之情历久弥芳。

借古人的枝干,嫁接自己的特质

在戒坛寺隐居期间,溥心畬自号“西山逸士”,过着“乐志琴书,心怀遐举,与世无竞,与人无争”的生活。戒坛寺四周遍植松树,溥心畬想描摹这些松树的形态,结果却画得颇为零乱,于是找出所藏唐宋元明的古画揣摩比较,有时临摹一阵,然后再重新对树写生。

在蔡耀庆看来,这种“无师自学”的习画过程决定了溥心畬的绘画风格:“他的学画过程不是来自老师手把手的教学,也不是在画院里接受专业的训练。他依靠的是用眼睛去‘看’,既观赏外在的自然风景与生活环境,也追摹不同流派的绘画特质。”

隐居西山的溥心畬,表面上过着超脱世外的悠游生活,但故园旧人仍不时在脑海萦绕。1924年,溥心畬携家人重返阔别十余年的恭王府。此前,兄长溥伟为筹措复辟所需军饷,将王府典当给西洋教会。溥心畬与教会百般交涉,令其归还了王府后半部分的萃锦园,随即迁入园中,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一家人为躲避战乱搬到圆明园。

在萃锦园中,溥心畬埋首创作,对客挥毫。闲暇时常在大戏楼中粉墨登场,自娱娱客,寄托旧王孙的幽怀。每逢海棠花季,就在夜间宴请遗老和文士,宫灯下赏花吟诗,有时一夜饮尽数缸美酒,不醉不休。

回到北京的生活圈后,溥心畬与众多画家名流切磋交游,数年之间画艺大进。1925年,溥心畬和几位宗室书画家,创立了“松风画会”。溥心畬并不常参加集会,但只要他一到,气氛立刻不同。无论分析绘画,叙述士林掌故,乃至弹古琴、奏三弦,无不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1926年,溥心畬在春华楼初识张大千。这一顿饭,溥心畬谈笑风生,吃得酣畅淋漓。二人不但同好美食,吃东西时更是不拘形迹,任凭桌上一片狼藉。张大千觉得溥心畬待人诚恳,毫无王孙骄气。两人的交谊从此日益深厚,经常相互在各自的册页上补景题诗。时人于是将二人并称为“南张北溥”。画家于非闇曾这样描述两人的风格:“张八爷是写状野逸的,溥二爷是图绘华贵的,论入手,二爷高于八爷;论风流,八爷未必不如二爷。”

“早期对于传统的追摹,中期接受各种新知识的熏陶,再加上古典文学的深厚修养,这三种不同面貌呈现出溥心畬独特的绘画风格。如果说诗、书、画三者合一是文人画的基本传统,那么溥心畬的确称得上是‘文人画的最后一笔’。但是,溥心畬并没有恪守那种‘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文人画传统,相反,他非常重视精细的描摹和笔触,并没有放弃一个职业画家对于绘画技巧的琢磨和学习。”蔡耀庆这样解释溥心畬在“文人画”序列中的独特意义。

在欧美画风蔓延中国画坛、变革渐成时代吁求之时,张大千锐意革新,在上世纪40年代之后独步画坛。相较之下,坚守中国传统文人画风的溥心畬则稍显沉寂。对此,蔡耀庆认为,就画作面目而言,溥心畬确实缺乏“创造力”。但他并不是单纯的临古摹古,而是将古画中的元素翻选出来,重新安排画面,“是借古人的枝干,嫁接自身的特质,而后开出不同的花朵”。因此,与其说他守旧,不如说是承袭着传统的脉络,守护着一种文人的坚持。正像溥心畬自己所说的,“借古人骨架,发挥自我笔墨、精神,正是国画的特点。”

的确,我们在溥心畬的作品中,既可以看到北宗斧劈的劲健爽利,又可以看到南宗山水的意境悠远。他脱离了文人画的暮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悲秋、思乡、怀人

1949年秋冬时节,溥心畬一家几经辗转来到台湾。当时的台湾经济萧条,单靠笔耕难以维生。当局有意聘请他担任“国策顾问”“考试委员”等职务,溥心畬却以“不事二朝”之义,委婉拒绝。在他心中,与“义”不相抵触的公职只有教职,于是经由教育家黄君璧的引荐,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艺术系教授绘画。

到了上课的日子,溥心畬有时会迷路,坐着三轮车在校内兜圈子却找不到教室;有时候丢了课表,弄不清开学和上课的时间。三催四请后,大师终于来了,在画桌前的椅子上盘腿而坐,手挥折扇,啜着香茗,不讲理论,提笔便画。让学生先读四书五经,练好书法,人品端正后不学自能。

像当年赴台的许多人一样,溥心畬认为不久即可重返故园,无奈岁月蹉跎,北归无望。悲秋、思乡、怀人,成了溥心畬固定不变的情绪周期。随着年岁日增,他的书画文学中越来越多念旧忆往的色彩。故妻、故友、早年的弟子,时时在念;故乡、故园乃至江南旧游之地,都成了他一再描绘的题材。

晚年溥心畬的笔下,常常出现各种鬼神精怪的身影。每至端阳,他常常一日中挥洒出数幅钟馗,除了镇邪祈福之用,“也以钟馗驱鬼暗喻对时局社会的不满”,蔡耀庆解释道:“遇到看不惯的事情,心中忿忿不平,他就将自己想象为钟馗,驱赶那些恼人的小鬼。”

画中的钟馗,或是伫立江畔遥望远山;或是骑驴行走在崎岖的山路;或是高踞松树上;或是怒容满面,摩拳擦掌,却不得不止步收剑,一腔忧愤无处倾吐。从这些难以计数的钟馗像中,可以看到溥心畬晚年复杂而曲折的思想情感。

除了钟馗,溥心畬也画了许多没有故事和背景的精灵鬼怪图像,上题寥寥数语,意味深长。谄笑阿谀的鳖相公、斯文欺世的牛相公、摩登前卫的狐小姐……千变万化的形象折射出世间百态与人情冷暖。

在蔡耀庆看来,末代王孙身份决定了溥心畬一生都在矛盾与冲突中翻转,因此,“他需要借助画作来抒发心性,塑造一个安身立命的空间。”如此再看溥心畬对于传统笔墨的坚守,就不再是一种迂阔腐儒的偏执,而是一种遗民孤高情绪的展露。他平生怨恨国民党,每逢遇到唱国歌,向国旗、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的场合,他都离席退场,待礼毕后才出来。旧朝往事已烟消云散,溥心畬惟有在纸上的山水空间中,才能重温那些寄寓在高山流水、松鹤茅屋里的依稀旧梦。

晚年的溥心畬丧失听力,却始终不接受西医治疗,最终被诊断为淋巴腺癌,在家人亲朋的反复劝说下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放射治疗。

1963年11月,溥心畬在台湾病逝,享年68岁。“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笔”,遂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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