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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绵绵无绝期——钱正英忆丈夫黄辛白

发布时间:2010-02-27 10:18:22  来源:文汇报

他离开我们一年了,但在我们家里,他仍无处不在。客厅的一角,挂着他抗战胜利60周年时拍的彩色照片,衬托着照片的是他最后一次买回来的一小盆黄色“仙客来”花;餐厅里,墙上挂的是我们全家唯一在照相馆拍的黑白“全家福”,那是“文革”后期,家庭在经历了他下干校、子女上山下乡的“四分五裂”后,第一次团圆了;卧室书桌上,是我们两人最后的一次合影,那是2007年国庆长假时在鼓浪屿照的,如果当时知道是最后的合影,我们一定会依偎得更紧一些……

我们家的一大特点是,几十年来,不论是夫妇间、父母与子女间、还是子女间,都没有争吵过。有时我会想,如果有“来世”的话,我自己——我也相信我们全家——都会依旧选择我们今生的家庭,而我们夫妇间的感情基础是长达67年的相识、相知、相托和相依。

相识于地下党时

他叫我“钱”,我叫他“黄”,这是在上海地下党时的相互称呼,我们一直保留到现在。
  
1941年秋,我在上海大同大学入党,当时我是土木系三年级学生,也是全校“女同学联谊会”的负责人之一。他1939年在光华大学附中入党,毕业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留上海进入大同大学电机系,并成为另一全校性组织“课余参观团”的负责人之一。我们俩是在学生团体交往中认识的,当时互相并不知道是同志。如果有“一见倾心”的话,我对他最早的好印象是在有一天放学时,他在学校大楼的台阶下,我在台阶上,互相打招呼,他笑得那么灿烂,使我心里动了一下。我从来没有和他提起过这事,因此至今也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感觉。但他倒常常和儿女们谈起另一件事:有一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骑了一辆很高的男式自行车,从后面赶过他,兴高采烈地回过头,挥手叫他:“黄曰騋(他的原名)!”他总是向孩子们形容我:“腿短,只够得上踩半圈,还‘单脱把’。”大概那是他对我印象较深的一次。
我和他在党内“相认”,完全是组织的安排。当时,他也算个“老党员”了,但很骄傲,又爱“较真”,常和领导他的邱同志发生争论。在地下党时,都是单线领导,领导同志就是党组织的代表,需要有绝对的威信。显然,邱不可能再领导黄了,组织上决定由领导我的甘信孚(解放后任上海市的区委书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去领导他。甘决定把他和我编为一个组,希望我协助做他的工作,我们编成一个组后,工作很融洽。以后,在大同大学的党总支下,成立各学院的分支(部),我任工学院分支书记,黄由我单线联系。

1942年10月,由于大同大学的一位外围群众被捕,组织考虑我们有被捕的危险,决定将黄和我紧急撤退去解放区。送别时,甘笑着对我说,本来想叫你们扮夫妻的,怕扮不像,还是扮表兄妹吧。

 那时他21岁,我19岁。

 相知在战争中

 我们进入了安徽淮北解放区,这是新四军第四师的驻地。我们进入解放区时,正值党中央号召全党进行整风,刚到达师部,还没有分配工作,就先给我们发了有关整风的22个文件,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文件。

为了避免影响上海的亲友,我们决定改名。我改名“钱正英”,黄就用他原来的一个别名“黄辛白”。
不久,就遭遇日寇对淮北解放区的“扫荡”,师领导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入新四军二师的驻地淮南解放区。

反扫荡胜利后,为了适应从城市转到农村的敌后游击环境,暂时将我们分到区党委和师的各直属机关任文化教员。1943年初,黄和我被分配到淮北解放区的泗五灵凤县(当时安徽省泗县、五河、灵璧、凤阳等四个县的边境接壤地区)的县立中学工作。从1943年到1949年,在农村和部队生活了6年,思想感情起了极大变化。

从离开上海那一天起,我和黄之间就好像有了更亲近的感觉。当组织上通知我当夜乘火车离开上海时,我们两人一起去办出行的手续,然后在他家吃了晚饭,那天,正逢他的生日,我们一同吃了碗“鸡汤面”。到解放区后,在反扫荡的那段日子,天天在一起,互相更加熟悉。1943年在泗五灵凤县中学,他在总校,我在靠近淮河的分校,虽不在一起,但经常通信。那年寒假,我们集合在总校总结工作,他向我提出,要求确定我们的恋爱关系,我同意了。

我不知道别人的初恋是怎么谈的,但对我们来说,虽然决定要谈恋爱,却不知道从何谈起。两人商量后,决定先互相介绍家庭背景和过去的经历。每天傍晚,我们相约坐在打麦场的草堆前,一本正经地“谈”恋爱。1944年暑假,我调到淮北行政公署建设处任水利科长,我们依依不舍地在淮河边告别。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被调到淮阴任苏皖边区政府水利局的工程科长。当1946年内战风云初起时,眼看我们两人的工作地点越离越远,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认为两人虽然确定了恋爱关系,但感情基础并不深,建议停止恋爱关系,无牵无挂地投入战争。还没等到他的回信,我们两地间的交通联系就中断了。以后我撤到山东,在华东军区兵站部任交通科副科长,为部队修路架桥,后随华东野战军任前方工程处处长。1947年底调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回归水利工作。

黄的情况和我完全不同。解放战争开始时,他还在泗五灵凤县中学任教务主任。由于地委领导的失误,导致淮北解放区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黄和学校的其他同志随军撤到运河东岸后,被分配到华中野战军九纵队政治部任秘书。部队重新打回淮北,逐步恢复并扩大了解放区后,他任江淮区党委联络科副科长,到国民党军队内部做敌军工作,并几次去上海,为我军采购电台和药品。1949年2月,他调华东大学皖北分校任教务主任,重新回归教育工作。由于他工作出色,被皖北直属机关党委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1949年春,北平、天津解放,全国胜利在望。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我作为山东省的妇女代表,参加了大会。妇代会后,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接着在京召开,黄作为安徽省的青年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得知我的情况。他随即写信给我,叙述了他在战争初期接到我的信以后的情况,最后说:“当初我在几十人中选择了你,今天我在千百人中选择了你。”我看到信后,非常感动。当时正巧要去开封参加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会议,会议结束后,我从开封乘火车经徐州、蚌埠,到达合肥找到妇联,他兴冲冲地赶到妇联,给我看我们的老战友、当时安徽省团委书记项南同志的字条:“茫茫大雪中,钱来了,你快去吧!”是啊,老朋友都为我们的重逢高兴!  

共甘苦相托终生

1950年春,我被调到新成立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工作,重回上海。不久,黄也从安徽省团委调到上海,任华东团委统战部长。1951年秋,在治淮第一期工程安度汛期后,经组织批准,我们在上海结婚。从1943年确定恋爱关系到1951年结婚,整整经历了8年。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结婚仪式是非常简单的。我从蚌埠坐火车在9月7日早晨到上海,黄带我去看他在华东团委的宿舍,也就是我们的“新房”。那是一间朝南明亮的房间,床上一条蓝色绸面的棉被,是他的母亲亲手缝制送来的。我们上街去购买一些结婚用品,买了两把牙刷和两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晚上由我大姐在她家里请我们俩和我们的老朋友李叔明夫妇一起吃饭,然后就去华东团委,参加为我们组织的一个小型茶话会,分发了糖果,仪式就告结束。

结婚后没几天,我就赶回蚌埠。不久,他从华东团委调上海交通大学任副教务长。我在大学的专业是土木工程,水利属于土木的范围;黄在大学的专业是电机工程,并不是教育。现在想起来,大概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他的家乡在上海嘉定,他们家族有办教育的传统,他的伯祖父黄文惠于1901年创办“中英普通学社”,后改为“普通小学”,其立意就是要为普通老百姓办学;他的父亲黄允之(抗战前去世)于1917年与黄炎培先生共同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1919年亲任普通小学校长,由他与黄炎培联合创办的中华珐琅厂提供经济资助。

1953年,我们先后调到北京,才真正组成了家庭。我们有三个孩子,当时他的母亲经常来北京主持家务,又有一位与我们亲如家人的老保姆。我们俩没有多少家务负担,又很年轻,工作之余,冬天学溜冰,夏天学游泳,或者带孩子们去北海划船。溜冰后吃串冰糖葫芦,划船时捎带在湖岸的石头缝里捉螺蛳,回家吃炒螺蛳,有滋有味,真是其乐融融!可算是我们一生最轻松的时光了。

“文革”以前,他的工作比较顺利,从交大调到高教部,任工业司副司长,以后任司长,1965年任高教部副部长。我在工作中却不断遭遇挫折。1952年生第一个孩子时,淮河中游遭遇涝灾,我受到责难,作了检讨;1954年生第二个孩子时,淮河遭遇百年一遇的洪灾,我负责修建的润河集水闸被冲毁,中游的淮河大堤决口,我向国务院自请处分;1960年生第三个孩子后,黄河三门峡水库蓄水后严重淤积,冀鲁豫平原又发生严重涝碱灾害,我疲于奔命。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内外交困,但回到家里,还是能得到黄的理解和宽慰,体会到家的温暖。
1966年“文革”爆发后,黄受到的冲击远比我大。从1966年他在高教部副部长的职位上被打倒,到1979年重新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整整13年间,经历了“蹲牛棚”——“干校劳动”——“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精神上的负担一直很重。在北大工作期间,由于北大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他这个“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很不好当。为了贯彻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的指示,他做了不少努力。邓小平同志复出任副总理,他受教育部委托,带领一个“大学校长代表团”去欧美国家考察。可是,当他们怀着极大信心回国时,国内已开始“批邓”,在北大等待他的是铺天盖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就这样,他再一次受到批判。

相依白首偕老

改革开放后,我们才真正过上了一段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又心情舒畅的好日子。但是,我们都渐渐地老了,尤其是他,受了十多年的煎熬,身体大不如前。

1988-1998年,我们同时进入第七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会。1998年后,他完全退出公职,我到2003年后才完全退下,但仍在中国工程院承担一些咨询研究项目。我们两个都不上班了,但我每天还在书房里忙碌。他有时向亲友们半抱怨半表扬地说:“每天都坐在计算机前,也不知忙些什么。”尽管有点抱怨,但他仍尽力支持我继续工作。

不上班以后,我们家的日常生活是:早晨起来,一起吃早饭,两人合作做牛奶麦片,我调制麦片粥,他负责热牛奶。早餐后我为我们两人各泡一杯上好的绿茶,我在书房里工作,他在客厅看报,然后独自出去散步。中午只有我们两人在家,由炊事员准备最简单的上海口味的午餐,午休后,我继续在书房工作,他看电视。到四点左右,他为我们两人各冲一杯香浓的咖啡,一般还外加饼干等小点心。我到客厅,坐在一张长桌前,和他一边吃一边闲聊(现在他的照片就挂在我的座位后面)。午茶后如果电视有好节目,他就邀我同看。有时他发现报章杂志有精彩文章,也介绍给我,有时我们买个光盘在家看。晚餐是我们全家聚餐,饭后,我们两人雷打不动的是看《新闻联播》,然后看中央一台黄金时段的电视剧。我们的爱好相同,最爱看的是革命历史剧,一边看一边抒发感慨和议论。

我们也经常接待一些老朋友和亲戚在家里聚餐。每次他都是中心人物,尤其在一些年轻人中间,人们都喜欢听他说古道今,听他那坦荡幽默的谈话。他喜欢吃肥肉,别人因他血压高,劝他少吃一些,他半真半假地回答:“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肥肉?”每年长假,我们去故乡或名胜景点,游览一番。他喜爱照相,每次回来,都精心制作一本相册。他和我们的大女儿还负责全家的花卉树木,一年四季,室里院内,都保持郁郁葱葱。我和小外孙,只在其中研究蜗牛、喜鹊、蚂蚁、苍蝇等的生活规律。
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恬淡而有韵味,原以为我们就会这样渐渐老去,正像一首歌唱的:“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

谁知……

在泪水中写下了这篇回忆。我现在只希望尽完自己的责任后,和他同归大自然。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在他晚年的时候,我知道他最希望的是,和我一起充分享受离休后的生活。但是我总感到,我向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两位已故老领导报到时,水利上还有些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好,还需要再努力做一些工作,因此总想尽我所能地工作两年后,再好好陪伴他。我知道我为他做的远不如他为我做的,总想等到最后几年偿还他。谁知他一如既往,不希望为我和家人增加一点负担,突然地离开了我们。

我给子女们留下的遗言是:将来把我们两人的骨灰合在一起,撒入大海。我们将合二为一,载着我们的情谊,共同遨游,化为万物,生生不息。借用白居易的诗,只改一个字: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

【责任编辑:陈文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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