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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忆上山下乡:在泥泞中割麦子 最后还是靠机器

发布时间:2016-07-14 10:00:04  来源:北大荒知青网

知青网 知青故事远方的一篇《割麦》,勾起众荒友的不少回忆,泥泞中割麦子同样也是我记忆最深的一段经历。

七连较著名的“苦活”有团山送粮、打火、修水利等,其中时间长、生活苦、干活累,最让人压抑的,当属“沟里”割麦子。

1971年的麦收季节,我在二排六班,是“郝兔子”的部下,“有幸”参加了支援“沟里”连队割麦子的全过程。虽然很多细节已无法回忆清楚,但那一个月的经历中的一些片断却永远刻在了脑子里。

那年北兴大涝。很多连队的低洼地里简直是在水中捞麦子,有些没有积水的地号看似正常,但土壤中“喝”饱了水,平整的地表下面几乎全是泥浆。拖拉机和康拜因为了防陷,在链轨和轮子上安装了俗称“木鞋”的粗木条,以扩大接地面积,减小压强。就是这样,穿上木鞋的大型机械还是无法在泥地里作业,如果强行用拖拉机拖拽,在地里留下的是一条条大沟,土层全部被破坏,不但今年麦子收不回来,对明年生产的损害会更大。眼看成熟的麦子收不回来,谁能不急呢?

但“老农场”们都知道,碰上这种情况不用急,拖些日子,一上冻,麦子还在地里站着,机械却可以下地了,届时收割虽然会有些损失,但总比在泥地里把麦子和土地都毁了强。然而这个时候已不是老农场了,负责指挥的是现役军人,他们不懂生产,却懂得如何用“政治”统帅一切,他们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办法——动用小镰刀。

在那个唯意志论盛行的年代,“精神”和“思想”能战胜一切,已“融化在血液中”的“精神”和“思想”必然要体现在“行动”上。因此不采取坐等上冻的“右倾”行为,而强行用“小镰刀”与天奋斗的“革命行动”就有了它天然的合理性。

于是,“小镰刀战胜机械化”上场了。

那年七连状况还算好,基本依靠自己的力量把麦子都收回来了,但“沟里”各连根本不可能完成麦收任务。为此团里搞了“大会战”式的行动,从各单位抽调劳力支援他们,全部动用小镰刀,从泥泞中强收小麦。

记不清是否开过动员誓师会,反正那时的这类会我只是“看客”的角色,但派出四个排一百多号人支援“沟里”连队着实是个大动作,好像在七连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么大的动作按惯例一定要开动员会,一定要有激昂的表态,但不知为什么,我真是一点也记不得了,脑子里留下的只是干活的场景。

《七连大事记》上说这次行动到了“沟里”四个连队,但我在记忆中搜寻了好长时间,只记得到过十四、十五和十三连,怎么绞尽脑汁也想不起那第四个连是哪里了。

在十四、十五连时,地里的情况还算好,脚下的泥泞不太深,唯有劳动强度比在连里大。我初到二排不久,此前一直在后勤排,干过的农活不多,尤其没怎么割过地,割麦子时受过伤的腰长时间“哈”着,疼得真有不如让它立刻折掉,从此再不用直起来的念头。也正因此,我虽然极想不落在别人后头,却在大多数时间里无奈地与“老狼”杨继恩等人在大队人马的最后“打狼(意为落在最后)”。

腰疼和疲惫还可以咬咬牙挺过去,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带队领导对二排无尽无休的批评指责。七连那时刚刚评上“四好”,成为典型,处处想争先,事事要压过别人一头。然而在麦地里,最硬气的是收割的数量,口号喊得再响,麦子还站在地里也不行。偏偏最先进的七连的收割量总也压不过其它连队,这使带队领导大为光火。她认为,进度上不去是政治思想工作没到家,阶级斗争抓得还不紧,而拖了全连后腿的,是老落后——二排。这个推理,使二排和其他几个排受足了洋罪。

为了进度上去,七连政治学习先行,大批判开路,用延长工时的疲劳战术,力图一举扭转颓势。北大荒种小麦号称“种在冰上,收在火上”,播种的时候冰雪尚未开化,收割的时候又已经很冷了。在这种季节里,七连每天两头不见日头,天不亮就下地,收工回来时天已大黑了,知青们早已累得“拿不起个儿”来,草草吃完饭,却还要开会学习。宁宁那时是班长,干起活来一人顶好几个,但也逃不脱挨批评的命运。对七连的做法,宁宁很不以为然,却又无可奈何,他几次私下跟我说,“她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反正我问心无愧,我带着病,每天干在所有人的前头,还要我怎么样?”我知道,宁宁从到“沟里”就拉肚子,一直坚持不休息,从此落下了病根,肠胃病一直困扰他至今。

(二)

转到十三连时,情况更加严峻。

十三连的地泥泞得厉害,因此被派来支援的外连队伍也特别多,人多了住处就是问题。我清楚记得,四、五排的女知青住在一间大仓库里,地面潮湿得可以踩出水来,在这样的地上铺些麦草就是地铺,睡在这样的地铺上对身体的伤害不用想象就可知道。我多次提到“郝兔子”因提议先修厕所而挨批的事也发生在此时。二排的居住条件稍好些,至少地面是干爽的,或许是因领导怕二排破罐破摔,因居住条件闹事,而采取的“怀柔政策”吧?对此我至今心中有些“愧疚”:那些极差的条件本应小伙子们去顶啊!但这就是七连,尤其,四、五排是领导手中树立形象的“王牌”。

长时间的超量劳动,使这支队伍成为地道的疲惫之师。到达十三连后,一天都没休整,厕所当然也也没修,全体知青立即投入了更艰苦的“跋涉”。说“跋涉”,绝不是形容和夸张,而是确实如此。麦地的表层,被风吹得形成一层硬壳,看上去与平日相差无多,但一脚踩下去,踏穿硬壳,下面就是没膝的烂泥。一套割麦动作做完,脚从泥里吃力地拔出来,再“扑哧”一声插到前面一步的泥里,这一套“跋涉”的动作一点不比割麦动作省力。少数知青,例如“曹操”曹惠鸿,身小体轻,可以在泥壳上轻巧地走而不陷下去,令我这个从小就在同龄人中偏胖的人艳羡不已。绝大多数知青也没那个福气,都与我一样在泥地里艰难“跋涉”。

在烂泥里干活,损失最大的还不是体力,而是裤子和鞋。体力用完了可以恢复,裤子和鞋毁了无法再生。进“沟里”之前我刚花7块钱买了一双“水袜子(亦称农田鞋,类似现在高腰球鞋,但鞋舌与鞋帮是缝做一体的)”——那可是将近一个月收入的四分之一——没等到回七连就底面分家了。每天在泥水里,不敢像南方人在水田里那样挽裤脚、打赤足,一是冷得受不了,二是麦茬、草根扎得腿受不了,因此大家都穿着长裤往泥里踩。裤子在地里吸饱了泥浆,穿在身上比棉裤还沉,晚上脱下来可以“站”在地上不倒。谁也不去洗裤子,因为没有那么多裤子换,再说了,每天累得都没魂儿了,哪有精力再洗它去!但是,早晨起床可就受罪了,硬着头皮把这么一条“泥”裤子往腿上套,现在想起来都一激灵。一个月下来,好好一条裤子被麦茬、草根扎,镰刀割,泥水泡,早变成黄不黄、绿不绿的颜色,上面布满了小窟窿,根本无法再穿。那条裤子虽然再也不能穿了,但我一直保存着它,直到近年一次搬家才被家人当破布扔掉。

从一个细节可以反映出当时劳动的艰苦:有一天早上醒来,我忽然发现自己右手的手指不会动了,僵在一起,呈半握拳状,好像手里还攥着镰刀。我用左手把右手的手指一个个掰开伸直,它们仍僵在一起,这回是不会弯曲,又不会握拳了,我再把它们一一“窝”回去。每次掰开和窝回去,都还伴随着关节的阵阵疼痛。如此几个反复,这只手才渐渐恢复到比较自如的状态。手指不会动了,我倒也没怎么担心,因为知道这肯定是长时间用力握住镰刀把造成的。我这还算好的,有人出过那样的“笑话”,干了一天下来,累得胳膊和手都麻木没知觉了,还在做着割麦子的动作,一刀下去,镰刀非但没把麦子割断,竟然被麦秸反弹得脱手飞走,而手还在继续做着机械的动作。此时两旁看见的知青,连大声笑话他的力气都没有,只是咧咧嘴,算是对他“不中用”的“嘲笑”。

(三)

每天十几小时的超量劳动,七连的进度仍然没有上去。领导为此想尽了一切办法。那些想到和采取的措施,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而在当时却都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典型措施之一是抓阶级斗争和思想教育。那个年代信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但凡哪处有了“问题”,一定是没抓好阶级斗争。即便是没抓出阶级敌人,也一定是阶级教育没抓好。按照正统理论,阶级教育深入人心了,群众的情绪一定“嗷嗷叫”,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然而在七连支援割麦的队伍里,一个“阶级敌人”也没带来,斗争便缺乏了对象;搞阶级教育,需要“老贫下中农”忆苦思甜,“郝兔子”本应够格,又是战场上下来的老兵,但在领导眼里,他是个落后党员,难当重任,尤其是他经常“怪话”连天,让他出面只能适得其反。这教育者的担子只得交给大家都不认识的人。

那几年流传着一份“巴桑忆苦报考”。巴桑是个西藏翻身农奴,文革中已官至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其回忆全家在奴隶主压迫下悲惨生活的报告曾打动了千千万万的人。那时没有音响技术手段,只有印刷或手抄的纸本流传,七连的带队领导就有预见性地带着这么一份报告。

一天晚上,在地里劳动了十几个小时的知青们吃完晚饭没让休息,集体列队拉到十三连麦场。周围一片漆黑,其它连队的知青们都休息了。麦子还没有收回来,麦场上空空荡荡,只有七连知青坐在麦场中央,头顶上是一支“高压汞灯”。这唯一的光源吸引了几乎十三连的全部蚊子,围着大家嗡嗡不停地轮番攻击。北大荒的蚊子、牛虻和小咬极其著名,一天24小时轮流值班,晚上最主要的就是蚊子当值,很厚的外套它们都能叮透。在蚊子的伴随下,领导命人宣读“巴桑忆苦报考”。不知怎的,平时听了很受感动的巴桑报告,那天却一点也听不进去,除了双手不停轰蚊子外,只是想睡觉。虽然悃,那天的场景却深深留在了脑子里,麦场、高压汞灯、蚊子、巴桑成为了永远的记忆。

阶级教育的结果如何,不说也罢,反正进度仍然没有上去。

(四)

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并未压倒知青,他们挺过来了。

然而,知青们挺过来了并不意味着小镰刀战胜了机械化。

后来查资料知道,在32团历史上,1971年的涝灾并非最重,其程度远不如1974年,但减产和损失却是最重的。那年32团共出动了5000多人,历时一个月,用小镰刀割了10万亩地。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从人数说,当年32团共有知青将近7000人,挥舞小镰刀下地的肯定主要是知青,那么就是说知青中的大部分都参加了那场“壮举”。

从单位说,32团有二十多个农业连队,七连是个人数较多的大农业连队,除了少数留守外,几乎全部农工都派出来了也才不到二百人,占出动人员的4-5%,可以想象,其它连队和那些非农业连,得作出多大努力才能凑出那个数!

从收割面积说,五千人一个月割了十万亩,人均每天半亩多,从效率角度,绝对无法称道,但考虑到泥水中割麦的艰难,这个数字又反衬出这场疯狂行动中每名参与者付出了怎样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从收割量说,1971年最后核算小麦单产154斤,比知青们刚到兵团的1968年减产四成,损失可称巨大!

1971年32团耕地大约二十五、六万亩,如此超常努力也仅完成了一小半,剩下的还得靠机械,也就是说,小镰刀终究没有战胜机械化。

这场用小镰刀挑战机械化的“壮举”,注定只能是一场悲剧。数千知青在一个月中,艰辛劳动付出了自己的血汗,收获的却是巨大的损失。“壮举”的发动者本意可能是想证明“思想”和“精神”可以战胜一切,但严峻的现实告诉他们,不尊重客观现实,不尊重每一个劳动的个体,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虽然知青们对无限制的超量劳动和极左的作风非常不满,但那个时代青年特有的激情支撑着他们,连队的集体荣誉感也不容小视,因此他们才们挺过来了。在冷峻的艰苦现实面前,七连知青表现出了坚韧、虔诚和热情,用行动证明了自己。这些在艰难困苦中形成的精神,发而成了知青们日后终生的财富。

这场在七连史上值得书写的重大行动,发生在七连被评为四好连队以后不久的巅峰时期,行动中发生的事情和造成的影响却预示着衰退期的开始。事实上,知青们当时并不知道,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重大事件正在酝酿发生,它必将对中国和知青的命运、对中国人包括知青思想意识的转变产生重大影响。

就在从“沟里”撤回不久,“九一三”事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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