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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农垦总局局长回忆:1500名知青为返城跪地大哭

发布时间:2016-06-21 09:50:44  来源:南方网   

知青网 上山下乡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共有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走向农村,走向边疆。他们大部分去农村“插队”,另外一部分进入国营农场,被称为“插场”。70年代末,这场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走到了尽头。而到1978年底,仅全国国营农场的“插场”知青就从290万人下降到了160万。这时候,仍然留在云南国营农场的5万知青掀起了一场回城风波,为了回到城市,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组织起来不断地进行请愿、罢工,情况日益恶化。而在1979年元旦前后,当时的农林部的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亲自率领工作组赴云南调查。在那里他看到了知青们极为艰苦的生存状况,他也目睹了1500多名知青跪在自己的面前放声大哭。云南知青问题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了解决,开启了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赵凡1937年参加八路军,并且加入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他在北京从事了3年的地下工作。1949年以后,赵凡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兼农林部部长,是密云水库和十三陵水库建设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

赵凡在文革中度过了将近10年的铁窗生涯。1978年,他刚刚获得平反,就被任命为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接替农垦系统的老领导王震主管全国的农垦事业。由于农垦系统有大量职工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赵凡还担任了国务院知青办的副主任。

赵凡:国务院成立的知青工作小组,也就是知青办公室。王任重这个是一个,他是总理,副总理,兼这个知青办主任;康永和,全国总工会劳动部长;胡启力,青年团。办公我们是不到那地方的,是开工作会议,讨论全国怎么解决,工作怎么做好,这么周密的,你这个政策能那么简单啊,能像很多人说的轰出去不管了。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认为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解决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避免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城市失业率增加的问题,并且将知青运动称为上个世纪“所有国家里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从文革后期开始,这项“实验”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知识青年”在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土地,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走后门”之风盛行。

赵凡:曾经发生过走后门倾向,知青,谁的官大,谁就可以把孩子从知青里边调回去,分配工作。这个反映到我这里也不少,我在家里边,知青同志不断来这吃饭,吃饭我就问他,哎这就有他说话的机会。是工人出身,没有门路,人家都走了,有办法的都先走了,我就很难受。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经被总结为几个不满意,也就是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1978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农民不欢迎。我们第一步就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此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多次专门来讨论知青话题。作为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的一员,赵凡常常参与其中。

赵凡:是政治局先讨论,这次知青下乡根本就是错误的,买了个四不满意。你说花这么多钱,总理都快累死了,没有钱也得给,人下去了也得拨款,也得拨建设资料;家长不满意,他的孩子还没有到了就业年龄,你们把我的小孩弄走,你叫我们怎么过。大家思想都一致,应该解决这个“四不满意”,一个一个不满意来解决嘛,把这个工作做通了,就水到渠成。

1978年10月31日,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知青的去留问题。

云南省的知青,仅占全国知青总数的百分之一,但云南知青的生存状况却受到了全国性的关注。早在1973年7月,中央就下发了关于惩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整个兵团,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挑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有286人。70年代末,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改制为国营农场。但是知青们每月仍然领26元的工资,艰苦的生活状况并没有改观,知青与干部的矛盾依然尖锐。仅1978年前10个月,云南农场知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高达153人,其中39人自杀。1978年10月起,在上海知青丁惠民的倡议下,这些已经在云南生活了近十年的知青先后三次向中央发出《请愿书》,要求回城。数万知青在《请愿书》上签名,其中有一部分签名是血书。在没有回音的情况下,5万知青发起了一场为期近两个月的罢工。

1978年12月10号,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结束。这次会议提出:“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再上山下乡。”对于“插队”知青的问题将会逐步解决。但是对于国营农场的“插场”知青则采取了稳定的方针,规定“今后国有、军垦农场的知青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来对待。”“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当云南农场的知青们从广播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很多人认为,他们从此失去了“知青”的身份,也就意味着,他们永远失去了回城的权力。

于是从听到广播的第二天开始,云南知青就先后组成了两支赴京请愿团,从景洪出发,赴北京去请愿。12月25号,第一批到达昆明的知青请愿团和火车站上的职工们发生了一些冲突,知青们情急之下,竟然选择了这样一个方法,就是卧轨,当时导致了进出昆明的各次列车全部停运,滞留的旅客有上万人。

赵凡:那时中央正在开了一个省市区党委的会议,正在讨论着知青问题,一听说把这个火车扣起来了,将来全国那一弄不都成了全国问题了。这个中央知青小组得去人,我是农垦部的副部长,我责无旁贷,只有我去,也放心。

赵凡在1978年12月25号,发生卧轨事件的当天,就飞抵昆明,在5天时间里走访了相关单位,而且和知青代表会面,来商谈解决的办法。在赵凡率领的国务院调查组到达云南之前,云南省委已经派出一个工作组处理知青问题,但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赵凡:咱们第一批工作组认为这些知青里边闹乱子,要造反,都害怕了,着急了,要公安部门派人来插手。我说能这么考虑吗,这中央没这个精神啊,凡是对这个知青下放说两句话的,就斗人家,就当成人家这个反革命了。农垦方面,公安方面,那都是好同志,好心好意,但是他这个错,判断是错的,这也比较好解决,说你去做做别的工作,马上都安排了,也没有批评斗争。

正当赵凡在昆明解决卧轨事件的时候,第二批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在上海知青丁惠民的带领之下绕道成都,在1978年12月27号到达了北京。他们在天安门前拉开标语,散发传单,反复陈述知青的遭遇和他们回城的理由。而他们的行动也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几天之内,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全国妇联、劳动部、民政部等很多的部委都先后派人和他们会面。

赵凡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处理了知青卧轨事件,而后马不停蹄地奔赴景洪处理知青大罢工后期诸多的棘手问题。谁知繁重的调查工作尚未了结,1979年的1月8日,勐定农场告急,传来了200名知青集体绝食抗议的消息。知青们一天发出200多封电报,强烈要求国务院调查组的人前去。

赵凡:我去的时候,那知青说好了,我们已经饿了四天了。几百人出了事,饿死了人,我也不要回北京,我就死到云南吧,就是就到了那么紧张。

1979年1月8日,赵凡得到知青绝食的消息后,当天晚上就从景洪出发,在路况复杂的公路上疾驰了一天一夜,到达勐定农场。为了安全原因,他被安排住进了部队招待所。

1979年1月10日,赵凡一行来到了知青绝食的地点。这里已经聚集了1500人。赵凡正准备讲话,现场的所有知青突然跪下了。

赵凡:我去了以后啊,他摆开了场面,一个大操场上,都集合到那里。见了面时不说话,他第一个安排的就痛哭。大声痛哭,一起痛哭,一个广场里边没有话说,就呜呜呜,就是那么哭。我呢这个4个孩子,3个女儿,一个儿子,4个孩子都是,3个知青,在山西农村里插队。这样一看知青,我也掉泪。他一看我,一听,可找到一个看看我们的,知青有希望了,有点盼望了。这中央派来的,是这种人。那我们的困难还能解决。

在1500多名哭泣的知青面前,赵凡说:“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把你们的要求向中央、向国务院来反映。”他劝知青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停止绝食。而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赵凡说:“这一次遇见了请愿、罢工、静坐、绝食、包围干部,向工作组下跪等等方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事不是几个坏分子可以煽动起来的。”“而全国农场有知青160万,过去我是稳定的看法,这一次改变了。”云南农场的知青大多数来自四川和上海,这两地的党委政府是否同意知青回城,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

可是上海一听说知青在中央这儿逼着要返城,就害怕得不得了,说我上海是个大城市,我的人口最多,我的知青也最多,现在城里还乱得一塌糊涂,刚刚喘过气来,无论如何你可不能把我们(知青)放回来,放回来我可没有饭吃,可弄不了。

这个绝食这个地方,还在绝食的。我们就把情况,告诉四川省委。他就知道这个问题你不能交给中央,你不能一下子就回来,你不能叫他不准回来,还要出问题。他就说了话,四川的知青,我们四川负责,等我们做好准备工作,给我们送回来,我们接收,安排工作。满打满承,全包了,这样以后啊,上海就受到启发了,说人家四川做得漂亮啊,这上海的转变、北京的转变都是在这个情况底下。什么事都有个

在采访中赵凡反复强调是中央和云南、四川、上海等地的领导审时度势,为云南知青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正确的决策。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向赵凡表示,云南省委同意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案,他说,“知青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不愿意留的统统走。”

赵凡:我把在云南的这个情况,上海的问题,四川的问题,写了个材料,国务院转发了,“做好工作,合情合理”,做好了准备工作,逐渐地回去。这不把这个“四不满意”变成“四满意”嘛。

5万云南知青在狂喜之中纷纷回城,一年之后,据说留下来的知青只有70人。云南知青回城的消息鼓舞了全国各地的知青们,黑龙江、江西、浙江等地的国营农场的知青先后回城。

赵凡:最决定因素,拨乱反正,就是解决文化大革命,包括知青问题都在内,社会矛盾,这是最大的一句话,什么都不要考虑了,再要不搞生产,我们都要饿肚子了,一下子引了这个方案,什么错误,一扫平。

1953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从此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包括个人就业也必须等待统一分配,成为了国家计划的一部分。当时城市劳动力过剩,正在建立合作社的广大农村,却缺乏保管、会计、出纳这样的人才。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里写道:“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

此后每逢经济遭遇大的停滞,就业压力严重增大时,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便骤然增加。“三年经济困难”之后的1962年到1965年之间,在政府的动员之下,近200万城镇知青下乡。文革当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更是背负着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实际困难,形式上却发展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这一时期日益严格的户籍制度,使落户农村的知青们除了招工、参军、上大学等正规渠道之外,几乎无法返回故乡。

有研究者认为,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仅是为了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其实也是重要的原因。尤其是1966年到1968年,学校停课,大学停止招生,工厂也基本不招工。然而这三年里,全国初中高中毕业生累计达到400多万人。就业的形势是空前严峻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按语转引了毛泽东的一句最新指示,上山下乡运动走向高潮。

赵凡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和中央政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战略高度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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