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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谈下乡:生活艰苦不可怕 没出路才可怕

发布时间:2016-03-01 15:40:53  来源:凤凰网知青

知青下乡.jpg

知青资料图

知青网 上山下乡】1965年夏天,当我们来到河西走廊边湾农场的时候,居住的宿舍是由骆驼圈改造的。入住时,墙壁上的泥巴还没有干,脚手架刚拆除了一半儿,到处溢漫着一股骆驼粪便的骚味儿。因为是来革命的,大家都被一股革命精神冲动着,竟然没有一个说嫌弃的。

喝得是盐碱水,天天拉稀。吃的是芽麦面,顿顿碜牙。没有电,点煤油灯,一个小墨水瓶,放一根布捻子做成。10几个人睡一个大炕,下面铺一些麦草,褥大就铺在上面,大家煎鱼似地挤在一起,夜间起个夜就得影响一串人。活儿累,伙食差,没油水,每月四五十斤粮食定量还不够吃。因为农场初建,粮食要从几千公里外的新疆调来,吃的蔬菜要赶着马车到酒泉城去买,也只有西葫芦(茭瓜)、苞苞菜(大头菜)之类粗菜。遇到连队有了病号,只好派人到附近的果园、怀茂、银达等公社的庄子里挨家挨户收买鸡蛋。附近的农村更穷,一个庄子充其量不过五六户人家,十几岁光着屁股的小姑娘随处可看。老百姓家里真是家徒四壁,一栋低矮的泥草屋,除了铁锅外几乎什么家具都没有。炕上一领芨芨草编的席子,鱼网似的破被子裹着一群脏兮兮的娃娃。每个家庭中都是女人掌着鸡蛋的出售权。你可以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年青女人趴到地上,伸着长胳臂从鸡窝里掏出一个鸡蛋,像捧金蛋似地小心翼翼送到你面前,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你,那目光里充满着无限的渴望--这是从小孩子嘴边夺出来的盐火钱啊!

回忆当初军垦连队里的饭谱,至今仍充满了苦涩的味道。

早餐:一个二两重的窝窝头,一两苞谷面糊糊;没咸菜。

午餐:八两芽麦馒头或者苞谷面窝头(发糕),“炒”西葫芦;全连二百多人每顿菜只放一斤左右胡麻油,这哪能叫“炒”啊!

晚餐:与早餐几乎相同。

活累啊!除了拖拉机负责开垦荒地外,其它全是简单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修水渠挖土方,一天一人干十几立方。和泥打土坯,每人一天的任务是300至500块,一天下来,累得你腰酸腿疼,两眼发粘,只想早点睡觉。最轻松的活应该是放水浇地了。这刚开垦的荒地也怪,没着水时像烟灰一样细腻,风一刮满天昏暗。着水后全变成了泥浆,一踩没到膝盖,就像在家乡胶州湾的滩涂里下海挖蛤蜊。因为图进度,抢指标,新修的水渠和田埂中埋了不少草皮和芦根,很松散,灌水后不断开口子,你只有疲于奔命地去抢堵,往往顾了这头又开了那头。人浸泡在盐碱水里,一泡就是一天,脚上、手上全裂了血口子。没有凡士林,就往家里写信要“马牌”润肤油,再没有就只好涂大黄油。遇上节假日改善生活,那真比过年还高兴。一份红烧肉要花一块钱,大概有五六块拇指肚大小的肉丁,就这每人只能买一份。多了不卖,供不应求嘛!须知那时我们每人每月的工资只有二十五元(连续八年没上调工资),加地区补贴共二十七元,平均每天九角。好在刚开始时官兵待遇差距不大,加上天天搞政治学习,在公开场上大家也没有多少怨言。

吃不饱,就有人写信向家中反映,俗称之为“向老头子喊话”。在城市家中的父母大都也不宽裕,他们不得已只好节衣缩食满足自己孩子的要求。有人寄来了全国通用粮票,有人寄来了奶粉,还有人寄来了虾皮、蛤蜊肉之类的东西。家里寄来粮票的人最幸福,他们可以在星期天跑到酒泉的饭店放天肚子吃顿大餐,然后再买些大饼回来贴补日常生活。

四连有位天津女知青,父母在国外有大笔资产,人家父母按时给自己的女儿寄来洋罐头。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保重身体,细心的母亲在每个罐头上面都标明所食的日期,那位知青因此得了绰号叫“外国罐头”。我的一位朋友,父母从前是岛城有名的实业家,给她寄来了巧克力。这在当时是非常稀罕的东西,普通小市民家庭的子女听到这名字都觉得稀罕。为了融通同志感情,她慷慨地将巧克力分给同宿舍的战友品尝,有人咬一口立马给吐了,说是“糊圪碴味儿”,还诬蔑人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接受了教训,从此家中寄来东西,再也不敢吭声,只是一个人偷偷地享用,后来她偷偷对我倾诉了自己的苦衷。

那是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一般人家给孩子寄来的只是“精神食粮”--一封家信,嘱咐子女在外面要好好听领导的话,努力工作,争取进步之类的。许多家庭中还有到农村去插队的子女,孩子在乡下劳动一年,往往连肚子都填不饱,比我们还苦。我家穷,父母很少给我寄东西。

人最可怕的不是生活艰苦,而是没有出路。辛辛苦苦干了几年,人们发现,生活待遇不但没有改善,而且还要倒退,上级有文件传达,说国营农场也要像农村生产队那样实行工分制,并且在五连开始了试点。玉门镇附近的一个农场因此差点出了人命,那个与班长因评工分而闹矛盾的战士后来被判了死刑,拉到酒泉北大河边给枪毙了。追求美好和生活是人类的天性。有门路的人纷纷调走,头头脑脑的子女来镀一下金马上就换个地方跳了高枝。平头百姓的子女只剩下最后一条路:“病退”。

这就为十几年后的大呼腾“病退”返城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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